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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我在建边十二连的日子  

2011-10-21 08:25:26|  分类: 建边文稿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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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文/顾蓓芬

一、来到十二连

我是永丰农场十三连的上海知青,1969年7 月16日从上海来到永丰农场二分场,后来农场组建水利队,我连两个排就转到水利队。我们水利队去引嫩工地挖了两年河,返回永丰农场不久,1975年6月6日,又整建制调到建边农场。从永丰农场出发的时候,有二十多辆大客车和卡车,车上有两百多名知青和农场干部,行进的路上虽然遇雨道路泥泞不太顺利,但毕竟车多人多,觉得自己还在一个较大的团体之中,心里多少还是踏实的。但到了建边一个叫137的地方,情况就变了,一路同行的二十多辆车、两百多人开始各奔东西,分赴各个分场,一辆一辆车从我们视线中远去消失。我和男友小周分在十二连,连里其他人我都不熟悉,一种强烈的孤独感袭上心头。

十二连地处山上,交通不便,十分偏僻。有一次晚上想出去办个事,一跨出门,就感觉和在永丰农场时明显不同,四周一片漆黑,看不到一丝亮光,如果走出去很可能走不了多远就会失去方向感。耳旁听到的是呼呼的风声,还有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。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,立即转身进了屋关上门。后来,我一直不敢晚上出去,就是在门口站一会都觉得害怕。

夏天的建边,景色还是很美的,山上的树木花草恣意生长,争奇斗艳,展示了大自然的生机和美丽。山上有一种叫“都柿”的野果子,晶莹圆润如紫葡萄,甜中带酸,我们每天不必太费劲,就可采到满满一脸盆。这份快乐是我们在永丰、在引嫩工地不曾有过的。

秋天,山上到处可采到榛子,老乡们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采,我们在空余时间也常去采,采了后,除自己吃还在探亲时带到上海,这些东西在上海可是十分稀罕,带回家后,能给家人带来一阵高兴。

进入严酷的冬季,我们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我们住的屋子很破旧,四面墙是用树枝、草、泥土混合而成的,经过风吹雨淋日晒,泥土会一块一块的剥落,就成了透风的墙。当地的职工和老乡,他们有生活经验,每年入冬前,把墙糊上一遍。但这糊墙也是有讲究的,要把泥和草不停地反复地搅拌,让泥达到一定的粘稠度,再用铲子均匀地涂抹在四周墙上。这一来,就像给墙加了一层外壳,增强了保暖性。而我们知青没有这方面的经验,不知道入冬前把破墙糊一糊,到了严冬,再想糊也糊不成了,听凭寒风从墙窟窿中钻进来。

在永丰农场,我们睡的是炕,再冷的天,只要烧上几把柴火,晚上就睡得暖暖的。而在建边,我们睡的是用树杆树枝搭起来的床,将木头或煤块放火盆里烧红不窜火后,放在床铺下取暖,所以越睡越冷,到下半夜,往往会被冻醒。

最领教严寒厉害的是一次探亲途中。因交通不便,我们要先坐马车到十一连,再在那儿乘客车去嫩江上火车。坐马车的冷自不必说,那客车是又脏又破,车窗玻璃没几块是好的,刺骨寒风就在车厢里肆虐。我们的腿和脚都冻僵了,到了嫩江,我们一时都动弹不了,后来是一瘸一瘸走到火车站的。

 

二、勇敢的炊事班长

我在十二连当过炊事员,对炊事员生涯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,是发生在炊事房中的一场未酿成大祸的火灾。

那是1977年春节前的一天,大多数知青都回家探亲了,炊事班就是我和班长俩,我俩张罗着为留在农场的知青做饭。班长姓李,是一名来自天津的男知青。这天是除夕,我们忙的是年夜饭,菜就比平时要多些花样。我干着一些杂活,班长在油锅前炸豆腐。一块块的豆腐在沸腾的油中发出咝咝的响声,由白变黄,香气四溢。班长把炸黄的豆腐捞上来,再把生豆腐倒入油锅,就这么重复着,他的身上基至脸上,不时被油溅到,此时炉盖处已烧得通红。在他又一次往油锅里倒豆腐时,沸腾的油突然溅到通红的炉盖上,顿时串起高高的火苗直达屋顶,屋顶上便着了火。我慌了手脚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突然想起饭菜票箱不能被烧,正想去抢时,班长一把将我推到门口,说:“这儿不用你管,有我!你快去叫人!”说着,他竟冒着火,双手端起滚烫的油锅放到远离炉子的地上。

我奔出食堂,边跑边带着哭腔喊道:“快来救火啊,着火啦……”由于紧张,我的嗓门再怎么用力就是发不出多高的声音,加之地方空旷,呼救声显得很微弱。(事后老乡说,还以为是哪个小孩在哭呢)我想起不远处有一口钟,平时出工、开会、集合等就敲这口钟,我使出全身力气快步冲过去,狠狠地敲起来,当……当……当……洪亮的钟声把知青、职工、老乡们都召唤了出来,他们拿着锹、齿耙、盆、桶纷纷过来扑火,其中不少人用齿耙把与着火房顶相连、相近的草垛往远处扒拉,以防火势蔓延。人多力量大,火很快被扑灭。由于灭火及时,没有大的损失,就是炊事房顶被烧穿了五六个平方大这么一块。只是班长的双手严重烫伤,如果不是他在才起火的一刹那,果断地、勇敢地从火中端起滚烫的油锅,使沸油离开了火源,那么一旦火上加油,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李班长在危险时刻,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别人,保护公家财产,把危险留给自己,这位班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因为时间久远,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,只记得他姓李,但知道他的妻子是哈尔滨知青叫刘yq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三、在工厂、学校和工作队

在十二连,我还在粮食加工厂、小学校和工作队呆过。

在粮食加工厂时,有一次差点没把左脚弄断。那一天,分配我加工麦子,这麦子加工成面粉,要将麦子重复轧六遍,我的任务是把麦子放入桶里,倒入与我人差不多高的机器斗子里,机器轰鸣着,搅动着,在脱去一层外皮后,将麦子和第一茬麸皮分别卸入桶里,这是第一道工序。第一道轧好,再将桶里的麦子倒入斗子里加工第二道,就这样连续轧六道。干着干着,手臂有点酸了,往斗子里倒时右脚踮一下,以减轻一些手臂的压力,左脚便习惯性地往后一抬。谁知这么一抬,左脚不巧被卷入正快速转动的机器皮带之中,我一阵剧疼大叫了起来。一旁干活的 师傅很冷静,边安慰我边手脚麻利地关上了电闸,再把皮带轮慢慢往后倒,把我的左脚松了出来。脚上的皮肤已呈青紫色,我疼得倒吸冷气,还担心骨头断了造成残疾。后经检查,脚骨和软组织受了点挫伤,皮肉处造成淤血,疼了很长时间。通过这次事故,我想,人和机器在一起,真得时时小心,下地干活辛苦,在机器旁也不轻松啊。

我还在十二连的小学校里当过一阵代课老师。我教一至三年级的语文、数学和体育。十二连在山上,交通不便,孩子们上学很成问题,所以就地设立小学校,也就是搞个复式班,三个年级的孩子一起二十多个人,在一间教室上课。上一个年级的课时,另两个年级的孩子就看书或做作业。我感到最快乐的是上体育课时,带上学生们去爬山。看到孩子们在山上的草丛中、树林间蹦蹦跳跳穿梭奔跑,兴高采烈地采着野花和野果子,红朴朴的脸上沁出细细的汗珠子,真是太可爱了。我们还常到一条叫“六站”的小河边,看人叉鱼。这儿风景如画,我们静静地看叉鱼的人熟练地叉上一条一条闪着银光的鱼,禁不住轻轻地发出喝彩声。

1976年时,农场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,成立了工作队,我也被抽上当了一名工作队员。我觉得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,我得珍惜工作队员这个光荣的称号,所以开会、学习、讨论啥的都很认真。我跟着队长、跟着其他队员一起执行各种任务。但干着干着就感到不太对劲,那时有一句口号叫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,我们工作队员的主要任务竟就是在挖“资本主义的苗”上下功夫。我们对一些有“资本主义行为”的人进行教育,让他们作口头检查,问题重一些的作书面检查,再严重的则开批斗会。这些所谓的教育对象,大都是贫苦的庄稼汉,他们衣衫破旧胡子拉茬。面对工作队员的责问,他们惶惑不安地搓着树皮般粗糙的双手,挤牙膏似的说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,什么拿了公家的桶啦,卖过几只野鸡野兔子啦,占用公家的地栽了多少菜啦等等。我有时听得难受得都记录不下去,我想起自己的家和父亲。我小时候,父亲为了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,在微薄的工资收入之外,设法搞一些小买卖贴补家用,被单位知道后,竟作为“投机倒把”行为挨批挨整。记得那时叫父亲写书面检查,父母识不了几个字不会写,就让我这个念了几年小学的长女来写,我边写边暗自流泪,我觉得父亲太苦了。这些来交代“问题”的贫苦庄稼汉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,他们何罪之有啊。每遇到这种场合,我的心便揪得紧紧的,我尽量避开去做别的事,我希望这个教育阶段早日结束。

 

四、杨滨救治了我

1976年夏天,不知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,还是喝了不干净的水,我腹泻了。才开始没放心上,去向卫生员(也叫赤脚医生)杨滨要了些药吃。连着要了几次后,杨滨索性就给了我两瓶氯霉素药片,说照着说明吃就是了。

卫生员杨滨是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女青年,她十四岁时就随父亲离开江西老家来到黑龙江,辗转到了建边农场。她个子高挑,长得白白净净,文静中略显矜持。

我在服氯霉素时,她经常来问问情况。服了四五天后,腹泻没减轻反而更重了,肚子一阵阵的疼,拉出的都是脓和血,人也很快消瘦下去。我浑身无力,没有一点食欲。此时,我男友小周又不在建边,他有个哥哥在洛阳拖拉机厂工作,农场就让小周负责采购拖拉机上的轴承,所以小周就长年在外采购奔波。我的腹泻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,是我始料未及的,在杨滨的关心下,我试服了几种药但都没有见效,去农场卫生院交通又不便,心里不免恐慌起来。想起在永丰农场时,我得了阑尾炎,连队里十多位知青送我去场部卫生院,卫生院条件也不错,手术期间,连队的知青们纷纷来慰问我。虽说是人生的第一次手术,可我没感到害怕过。在建边十二连,在这地广人稀、山高林密、缺医少药的地方,我害怕了,我想也许是死神来接我了。只有看到杨滨那张平静的脸,和她轻柔的问候声,才使我感到一丝安慰。见我这样,杨滨也很着急,但她一直安慰我,说:“顾姐你别怕,我一定给你想办法!”隔了一天,她拿了一瓶碘酒来,说:“顾姐,这是别人介绍的方法,你试一下,再难受你得忍好吗?”我听从她的嘱咐,喝下了满满一勺碘酒。顿时,从口腔、喉咙到食道、胸腔如同火烧火燎一般,为了治病,我只得咬紧牙关挺住。这样,我一早一晚各服一勺,每次服时,都是咬紧牙关,忍受着烧灼般的痛苦。连服三天后,肚子不疼了,腹泻次数也明显减少。服了五天后,腹泻止住了,开始有了食欲,一个星期后就彻底痊愈了。

我不禁十分感激、钦佩杨滨,是她的真诚关心和大胆探索救治了我。后来,我从一些医学杂志上得知,我当时得的是一种菌痢,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。是杨滨为我到处打听治病方法,敢冒风险,让我服用碘酒,挽救了我的生命。

从此,我和杨滨成了好朋友、好姐妹。杨滨与建边的上海知青倪zq相恋成婚,后也一起调回上海,她现在在上海浦南医院当医生。她一直保持着年轻时候的好学上进、勤于思考、勇于探索的精神,她从一名皮肤科医生转为一名专治性病的医生,手术、医疗样样精通。只是她的丈夫倪zq先生不幸患了癌症,当得知倪zq先生病危时,我急得特意从宁波亲戚家提前返回上海,与我八十多岁的母亲一起去看望了他,四天后,他与世长辞,我和我的家人都十分难过。

愿我的好友、好姐妹杨滨能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情,过好晚年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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